为啥有些人害怕说出自己去过武汉？这些人可能有以下心理~
疫情当前隐瞒病史、隐瞒旅行史很可能构成违法行为这段时间已经有了很多教训
隐瞒病史等行为一方面是法律问题一方面也是心理问题按理说有武汉和湖北旅行史并不是错身体不适甚至不幸染上病毒更不是自己的错为什么有的人非要隐瞒？
一名心理学工作者猜测这些人可能有以下心理▼▼▼
❶ 强烈病耻感 有人会认为得这种病非常不光彩，会被人歧视，会被人责骂，会被人当作异类。在心理咨询中，常遇到一些来访者对生病有强烈的病耻感，完全不接受“病人”的标签和角色，有时仅仅是劝这些人去医院就医诊断就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❷ 多重恐惧感 有对被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恐惧，既然到医院去看病，说明这些人身体已经有一些反应，让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感染了病毒，没有看病之前就已有各种可怕的联想；有对隔离的恐惧，如果他们如实报告情况，不论是否得病，都要被隔离，而他们对被隔离充满了恐惧；有对被指责的恐惧，他们非常担心自己报告了实情之后，会被家人、朋友、同事指责，会被不认识的人指指点点，甚至会被网络上的陌生人“人肉搜索”和责骂。
❸ 盲目乐观 有人虽然也担心自己得病，但仍然心存侥幸：“病毒不是只传染那些抵抗能力差的老年人吗？我年轻，抵抗能力强，平时很少得病，不会有事的。”或者认为：“我平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不会有疾病找上我。”
❹ 逃避承担自己行为的结果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这些人却退行到儿童的自我状态，做了事情之后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主动接受隔离，主动报告旅行史，反而让别人或整个社会替其承担责任。
❺ 淡漠的社会责任感 他们没有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一环，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发连锁性的社会反应，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也不排除有些人即使意识到了也毫不在意。 基于以上可能性，这些人在心理上采取了否认的防御机制，仿佛否认自己的病史、旅行史就可以不得病，或减少得病的概率。这种否认是一种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它最大的特点是拒绝承认和接受现实。这种主观现实给了这些人虚幻的心理安慰：只要不承认，就多一分安全。
这些人的内心，其实充满了冲突：既心存侥幸、蔑视死亡，同时又无限放大死亡的威胁；既到医院求助，又对医学半信半疑；既做了需要被隔离的行为，又逃避承担这种行为的结果。
和疫情作战也是和人性的弱点相搏，群体的动力会放大人性的弱点。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有清醒的认识，都能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也有极少部分人不能做到，这些人是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
如果在洞察人性时，一方面教育和引导人们看到人性中的脆弱、软弱、恐惧和羞耻感；另一方面采取具体的措施防范人性的弱点，这将会促成转化，降低疫情防控中高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
怎样减少类似行为的发生？
一是不对病人、疑似病人、疫区的人有污名化的言论和行为，绝不歧视任何来自疫区的人，有过疫区旅行史的人。在抗击疫情时，每个人的言行都是相互影响的。污名化的言行会破坏群体内部的同心同德，削弱战斗力。
二是不指责病人。生病不是来自上天的惩罚，只是身体机能出了问题。病毒传染时不会区分人们的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社会声望等，是无差别攻击。有时候人们会犯基本归因错误，把应该归因于环境的原因归因于个人，这种归因偏差会强化某些人的病耻感。
三是不在隔离时采取极端措施，包括张贴带有标签色彩的封条、横幅或标语。这些极端措施尽管只是少数，但它一经网络传播，就会强化人们的歧视，甚至把歧视正常化，也使得一些人对报告旅行史心存恐惧。
四是制订一些有导向性的措施，包括法律、政策方面的要求，用外在强制要求把人性弱点的漏洞堵住。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驯服自己内在的恐惧和自私，但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规章制度。 在和新冠病毒肺炎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一点：面对真实是需要勇气的。他们既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挣扎，又要面对外界可能存在的负面反应。
真相有时并不好看，疾病和死亡并不因为人们的隐瞒就不存在、不发生。在对违法行为严惩的同时，整个社会需要创建一种氛围，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如实报告自己病史和旅行史的勇气。
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