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青山化作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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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青山化作虹

——川南游击队游击活动寻踪

刘思奇

    每当我遥望丹山的苍苍林海，环视拔地而起的电梯公寓，漫步红灯高桂的鱼凫古街和香颂湾中西合壁的特色民居，徜徉在车水马龙的环城大道，一股悠悠情思就回到川南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坚持了十二年之久的游击战争的悲壮场面，去追寻逝去的峥嵘岁月。

    在那个血腥风雨、硝烟弥漫的年代，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无从知道红军川南游击队为民族捐躯、为真理流血的众多英雄和他们演绎的动人故事。但是，自从我认识了川南游击纵队的继任政委兼司令员刘复初老人后，这些英雄形象就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刘老是古宋人。古宋曾是叙永的一个区，现属兴文管辖。

    八O年深秋，我奉命接待离乡41年之后重回故乡的刘老，陪同他渡过了16个日日夜夜。

    “那是一个风谲云诡的年月”，座谈会上刘老开始述说：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红军主力向川南进发，拟抢渡长江和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急调川滇黔的各路武装围堵，中央审时度势，率军转向云南扎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决定建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相应成立党的川南特委，在敌后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并开辟川滇黔边革命根据地。当时抽调了几个师级干部，留下保卫团的一个连，在与叙永地方游击队接上头后，川南游击队于1935年2月18日在分水五龙山成立。

    “这是一个十分英明但也是痛苦的决策啊！”刘老感慨的说。“因为当时只有忍痛割下一块肉，才能解救危难”。以后的实践证明，正是在川南播下了火种，主力红军才得以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再占遵义。

    选择川南（又主要是叙永）作为游击区，一是因为叙永地扼川滇黔要冲，境内山高林密，易于隐蔽，二是那时已有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活跃在黄坭、田中的游击武装。“我当时既是中共叙永特委的成员，又是宋兴特支的负责人，在古宋也领导着一支游击队”。刘老接着说：是叙永的傅钟、古宋的秦青川这些远渡重洋去法国寻找救国真理的早期共产党人在古、叙山区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的组织，才使这里成为有光荣革命传统、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红军川南游击队以分水朱家山为休整补给基地，打击土豪劣绅，发动群众，队伍逐渐壮大。1935年5月，红军二渡赤水后组织的另一支游击队——黔北游击队在分水与川南游击队会师，改称川滇黔边游击队，队伍发展到600多人。接着以各种番号在川滇黔边20多个城镇开展游击活动。

    从1936年1月到10月上旬，游击队曾取道镇雄打进贵州赫章，随即转入川南门户筠连境内，攻战敌人认为固若金汤的筠连城，相继巧夺叙逢溪（时属叙永），闪击兰田坝，威胁泸州。待敌人援兵赶到又回据大洲驿，佯攻纳溪城，假道白鹤场突袭江安红桥、兴文富安、珙县洛亥后，再迂回叙永天池、大石、赤水一碗水场，黔西九仓坝等地……拖着敌人团团转，使之到处扑空。当谈到这些战绩时，老人的脸上泛起红光。特别讲到了在川南大庙伏击国民党四川保安六团的精彩场面，这场战斗以200多人的兵力击败两倍于我的敌人，敌死伤数十，被俘百余，缴枪百余支，锐气大挫。

    从1935年春至1935年冬末，1936年1月到37年1月，游击队在掩护中央主力红军及红二方面军长征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由于长期与敌周旋，疲劳奔袭，敌多我少，又缺乏后勤补给，加之叙永王逸涛叛变，使敌人对我兵力、部署了如指掌，因而斗争形势变得十分艰苦、严峻。特别是一次从云南转移到川南的途中，经过云南威信长官司红山口时，遭敌据险设伏，我死伤百余人，其中重要领导数十人，司令员兼政委徐策 （原红六师政委），副司令张凤光（原红军后勤部参谋）牺牲。以后在不同战役中，副司令曾春鉴（原红六师参谋长）、戴元怀（原红军民运部长）、龙厚生（国家保卫局特派员）先后阵亡，使游击队元气大伤，不得不适应形势，分散组成川南、云南、贵州三个游击区，各自独立行动。

    到1936年冬末，最具实力的川南游击队在长宁红洞场一战，特委组织部长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牺牲于古宋踏水桥，特委宣传部长余泽鸿（原上层干部队政委）在兴文炭厂遇难。受命继任司令员于危险中的刘复初，在古宋纳溪交界处的连天山，带着打散的17个战士隐蔽下来达一个多月，敌人搜山过后，才带着陆续归队的四、五十个战士转入云南边境。

    与川南特委失去联系后，叙永党组织的郝谦、朱光壁等负责人转移大坝、古宋隐蔽。不久云南游击支队的殷禄才、贵州游击支队的阮俊臣，川南游击支队的金遂等领导干部，相继被捕就义。历时12年的轰轰烈烈的游击斗争完成转入地下。

    叙述到此，刘老的眼神暗淡，声音也略带几分凄楚。

    我问刘老：“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是被捕后被党营救出狱的。在川南游击支队转移到云南边境的一次与敌遭遇战中我受伤了，和炊事员一起躲在一贫苦农民家不幸被捕，敌人格外‘关照’，送去国民党泸州监狱关押”。那时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要求把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刘老暗地通过一个有良知的国民党看守，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遂由组织出面交涉，终被释放。那次与刘老同时被捕的还有某棠（女，司令员秘书）、李桂洪（女，司令部指导员），关押在昭通，也被组织营救出狱，先后到了延安。幸存者们也是历经千难万劫啊！

    访谈结束，我陪同刘老跑遍他几乎战斗过的地方。

    在两河镇，他寻找叙永特区党的机关旧址，终于认出一间当时以卖盐为掩护的铺面。回想起邹凤平、曹德渊这些当时的战友，刘老深情怀念地说：“他们都不负此生了”。

    刘老还特别谈到家住田中被判徒出卖牺牲的交通员王清河（木匠），喃喃地叨念：“他为党提供了多少情报，为红军作过多少特殊的工作啊”！说着眼眶湿润了。

    在树坪，他遥望红军和叙永游击队会师的庙上，庙已残破不堪，但仍象丰碑一样矗立着。凝视良久，刘老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地方，永远记住“1935年2月14日”这个日子。

    在石坝，区上出示了川南特委在落堡发布并刊刻于一农户门板上的《川南劳动群众目前斗争纲领》的拓印件，并得知门板已作为文物保护下来时，刘老会心地笑了。

    以后，我还陪同他去长宁余泽鸿纪念馆纪念战友，古宋踏水桥刘干臣牺牲的地方，兴文六柏林金遂的旧居凭吊烈士，去纳溪大洲驿寻访当年游击队攻占护国镇的故迹。

    最感人的是在云南威信，他证实了殷禄才的党员身份，并关切地询问了殷禄才有无子女，近况如何，请当地县委认真关照。

    数百里的行程，我象是读一首川南游击队斗争的史诗。

    刘老的乡行就要结束了，但他还有很多悬念。

    刘老问“我到延安后，游击队的斗争又有何发展？党史办的同志回答说：日本投降了，接着是打内战。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共反民主的嚣张气焰，叙永地下武装与宋兴特支游击队联合在马岭、长秧等地抢军车、劫军火，占领墩子场，攻打古宋城，使反动当局惊恐万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们一直斗争到迎接西南解放。

    在改革开放的阳光照耀下，党的惠民政策使城乡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今天，回忆刘老讲述的这段历史，令人感慨万千。染红这片土地的川南游击队的英雄们，有一些是红军将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倒下了，但他们青春永在，浩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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